Nostalgiabyrinth

娜斯塔爾吉艾比琳絲,鄉愁的迷宮。

[解說] 豬羊變色的本格推理,西澤保彥《人格轉移殺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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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本文內容因述及《人格轉移殺人》核心情節,建議未讀過《人格轉移殺人》的讀者先讀畢故事內容再閱讀本文,以免影響閱讀樂趣)   初讀《人格轉移殺人》的讀者們,想必都會被故事中那連續不斷發生的「化裝舞會」導致漸趨複雜的案情,給弄得目眩神迷吧!(或許有人已經頭昏腦脹了?)一群偶然在速食店相遇的人們,因突如其來的地震躲入名為「第二都市」的人格轉換裝置,醒來後發現自己被限制在與外界隔絕的管理所。之後眾人的人格不斷被轉移,同時引入連續發生的命案,案件的真相也開始複雜難解……
   撰寫文庫版解說的森博嗣先生,將前作《死了七次的男人》定位為西澤氏作品中super-nature series(超自然系列)之「超能力」類首作,而將本作定位為super-nature series之「超機器」類。這兩類都是屬於導入某項科幻設定,並充分發揮其邏輯,將本格解謎要素架構於新世界觀之上的作品,前者的科幻元素是發源於角色的某項特殊能力,後者則是透過機器將某種超現實的機制強加於人類上,對他們的生活產生影響。
   科幻作品的創作有個If…then…的觀念,亦即,導入某項設定或世界觀(If)後,會對既有的社會產生什麼衝擊(then)。本作的中心設定:「進入『第二都市』的人們,會在『化裝舞會』的影響下不定時且無預警地轉換人格,直到肉體死亡為止。」這個看似簡單的機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之巨大,致使全書一直圍繞著「人格轉移」的主題打轉,徹底顛覆了解謎推理的邏輯本質。就如同艾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原則對其筆下世界的影響般,引入如此設定的解謎推理,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呢?
   提到本格推理的箇中三味,那當然非Whodunit(是誰做的)、Howdunit(怎麼做)以及Whydunit(為何而做)莫屬。那麼,就讓我們用此三味來檢視這項設定,來看看影響有多麼驚天動地吧。

● 當Who done it? 變成〝Who〞(=Who)done it?
   作者在故事中,針對個人的稱呼用了一種很特殊的表示法,亦即〝A〞(=B)的方式。A代表肉體,B代表寄宿於該肉體的人格──或者更精確一點說,A為相貌、軀體、身體病痛等生理上的特徵,B為意識、記憶、思考模式等心理上的狀態。在現實社會中,這兩者是無法分離而成為獨立個體的,因此稱呼人時可以僅以簡單的「江利夫」、「賈桂琳」表示就好,然而一旦人格轉移成為可能,則將肉體與人格分開稱呼的方式,就顯得必要且理所當然。
   以此點觀之,本格推理最常見的要素「兇手是誰?」──即Whodunit──又會有什麼影響呢?有些人應該會想到,「殺人犯意」是屬於心理方面的層次,因此在提到兇手時,應該把人格抓出來,也就是決定(=B)的部分才是重點。此時,以動機、犯案時的心理狀態等線索為考量的心證推理,似乎是較為適合的偵查方式。而這也是故事中江利夫與賈桂琳討論窪田綾子謀殺案時,找出兇手的主要方法。
   然而我們卻不可否認的,嫌犯肉體本身的特徵,也經常對於決定兇手是誰產生莫大的影響。例如女人的力氣一般來說比男人小,因此不能揮動過重的凶器;又或者患有糖尿病的人,殘留在兇刀刀柄上的汗水會檢驗出糖分等等。因此若以物證線索來檢驗犯人時,往往又會回到〝A〞的層次,如此看來,還是〝A〞(=B)的表示法才能描繪出兇手的整體肖像。
   這種「生理特徵僅決定肉體,心理特徵僅決定人格」的偵查方式,將物證與心證線索的關聯性近乎完全斷絕。因此,當故事中主角面對高舉酒瓶朝自己攻擊的〝哈尼〞時,他當下無法意會是誰的人格想要殺害自己,畢竟不久前才剛發生過「化裝舞會」,「目擊犯行」這件事,對於推斷兇手心理層面根本毫無幫助;同樣地,在「第二都市」中的窪田綾子之死,縱使知道許多人都有犯案動機,若沒有(=巴比)所見的證詞,仍舊無法推斷出犯人。在生理與心理無法互相連結的狀況下,著實增加了查案的困難度。
   幸好西澤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規則──也就是在「化裝舞會」發生時,人格會依順序往後遞輪到肉體上。透過這個規則,肉體與人格得以用某種方式互相連結,縱使這條規則會因成員死亡而產生變動,但仍提供了一套可供推測的標準。可以說,這條規則是整個案件中最重要的線索,同時也是貫串案情推論的主要邏輯。
   不僅兇手須以〝肉體〞(=人格)如此二元化的方式表現,同樣的情況亦可套用在被害者身上。此時問題就更為複雜,變成〝誰〞(=誰)殺害〝誰〞(=誰)了。更有甚者,在某種極端的情況下:〝A〞(=B)正要殺害〝B〞(=A),舉刀方落時,「化裝舞會」正好發生,結果變成〝A〞(=A)殺害了〝B〞(=B)。想殺人的人格反而弄巧成拙,殺害了自己,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難判定誰是兇手,誰是被害者的。

● 詭計的侷限
   提到傳統解謎推理的詭計,當推密室殺人和不在場證明的偽造。那麼在將人格轉移的設定套用後,這類詭計將會變成如何?
   對,你想得沒錯,這些詭計發揮的空間將大大受到限制。密室和不在場證明由於是根基於「空間」上的阻隔,因此構成不可能的犯罪問題,然而就像書中艾克洛博士所舉的例子──飛機上的恐怖份子在人格轉移發生後,就會立刻被傳送到地面,如此一來「空間」的障礙破除,問題不再構成問題,一些傳統詭計的實行也變得沒有必要。因為既然有如此簡單的方法,為何兇手還要花腦筋去想複雜的密室和不在場證明詭計呢?本格解謎推理多半會使用的題材──Howdunit──將徹底受到考驗。
   因此在本作中,並沒有任何關於密室殺人的議題。而唯一提到的不在場證明,則是在速食店「第二都市」裝置的「對換圓」中,因為裝置作用時產生的「隔離牆」而使得在牆內的兩人無法犯案這件事。然而在江利夫與賈桂琳最後的論辯中,由於考慮到進入裝置直到被救出為止的這段期間內,「化裝舞會」有可能發生不只一次,因此以隔離牆構成的不在場證明,瞬間變得無效了。
   然而,傳統的題材若搭配這樣的設定,真的就毫無用武之地了嗎?上述提到詭計的限制,是針對兇手的犯案手法來說的,若將人格轉移僅限於被害者來看,比方說〝A〞(=?)與〝B〞(=?)是人格轉換的配對,兩人分別死於密室裡,在如此的狀況下若要套上傳統的密室詭計,是不會有任何衝突的。甚至還可以與前述〝Who〞(=Who)的觀念組合,寫成「是誰被殺」題材的解謎推理呢。

● 當巴別塔遇上超機器,人格轉移的原罪
   在討論人格轉移對犯案動機──即Whydunit──的衝擊前,筆者想先藉由作者的人物劇情設定,來說明機器「第二都市」對人類心理層面的影響。
   西澤氏在故事中,安排了七個人物相遇在速食店「鮮雞屋」,有遭未婚妻拋棄、如行屍走肉的日本人江利夫,幫忙伯伯看店的黑人青年巴比,外貌出眾卻性情高傲的英國女演員賈桂琳,俊美卻有怪癖的阿拉伯人哈尼,自大、粗魯無禮的美國老爹藍迪,以及熟稔日文,兼具留學生孤獨與外國人自卑情結的亞蘭與綾子。
   這些角色因時而在故事中爆發許多有形與無形的衝突,就如同電影《火線交錯》(Babel, 2006)想詮釋的一般:上帝讓建造巴別塔的人類說不同的語言,使人類相互之間不能溝通,自此各散東西。因此,我們會看到綾子在速食店以在場大多數人都聽不懂的日語,吐露她對一些人的厭惡;會看到賈桂琳不斷用言語武裝自己,以求在眾多男性生活的空間獲得些許自保。
   因此「第二都市」的誕生,或許本是善意的,具有藉交換意識達成培養同理心的效果,打破種族、文化,甚至性別的藩籬。如同艾克洛博士所言,再根深蒂固的沙文主義者都會因親自體驗過懷孕的陣痛,從此不會再輕視女性;再怎麼用言語距他人於千里之外的賈桂琳,也會在進入江利夫的身體後,體會到肋骨骨折的痛楚而產生悲憫。
   然而,就算是如此美好的出發點,也一樣會帶有兩面刃的結果,那反面的人性衝擊就是故事中因「人格交換」而產生的殺人動機。江利夫在面對看似毫無關聯的出場人物關係時,想到了一個動機的可能性:不斷對一群人施以人格交換的「化裝舞會」機制,對身心的調適造成了極大負擔,而終止循環的方法只有一個,那就是當自己的人格透過「化裝舞會」回到自身肉體的時候,將其他成員的生命陸續終結,如此一來剩下的自己才能回歸原本的人生。如此為追求解脫而引發的殺人動機,即是人格轉移的原罪。
   反過來說,除了想回到自己的身體之外,「想成為別人」則是另一項與醜惡人心結合的攻擊性動機了。會想在人格交換、獲得嶄新的肉體後,殺害對方並從此開始全新的人生。因極度自卑心理,想成為賈桂琳的綾子如此,我們在故事開頭看到的,進入十八歲少年身體、回覆青春的八十九歲老人靈魂,又何嘗不想如此?難道我們不能斷言,會出現一個藉由不斷轉移到年輕人肉體再殺害其原本人格,藉此獲得永恆生命的連續殺人魔嗎?
   在人類擁有崇高完美的道德,以及能承受其帶來的劇變之前,像這樣的裝置,就還是讓它留在美好的虛構故事中吧。

(本文為尖端出版社《人格轉移殺人》解說文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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